围困长春战役的真实故事（长春围城的真相，该被揭示了！）
100次浏览 发布时间：2024-12-08 08:09:28
辽沈战役的最后阶段，“西进兵团”面临东野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存活时间已经开始按小时计算，廖长官却打死也不愿意回到相对安全的沈阳。这是因为相比逃亡之路的危险，他更害怕沈阳被我军包围，自己落得和“长春守军一样的下场”。
1948年，正所谓“陈诚陈诚真能干、火车北站通南站”，在党国栋梁——陈诚长官的一番骚操作加持下，我军已解放了东北97%的土地和86%的人口，蒋军成功丢光大部分中小城镇和农村，龟缩到了几个大城市周边。
1948年东北局势
其中，锦州、沈阳守军的情况好一点，还能控制几个卫星城；吉林省的蒋军就很可怜了，只能呆在永吉、长春两座城市里，成了真正的火车北站通南站。
不过，在愁云惨淡的战局中，蒋军却执行了一次相对成功的战术行动：1948年3月12日，驻永吉的第六十军和吉林保安旅，瞒过了我军所有情报人员，采取突然行动，突破了层层围追堵截阻截，“胜利转进”了130多公里，成功润到了长春。虽然一路上六十军丢光了所有辎重和全部“越南新娘”，所属的暂编21师也被打得只剩下个架子，但润了两三百里，还带出来几万非战斗人员，相比其他蒋军简直就是“国军之光”啊！当时就被国府和美国报纸吹成了“陆地敦刻尔克”。只可惜，这次撤退的指挥官名叫曾泽生，因此今天网络上的某些人对这次胜利转进没法大吹特吹，算个巨大的遗憾。
“聪明的人都容易变成赤色份子”哈哈哈
言归正传。
六十军胜利转进后，被俘虏的家眷也被我军全部礼送回了长春，让他们家家团圆，但曾军长却高兴不起来，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从死胡同那头进了死胡同的这头。1948年4月，长春已基本上被包围了，蒋军只剩下很小一块控制区。
不过，这时候的东野也谈不上胜券在握。长春作为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和伪满所谓的“首都”，经过多年经营，被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化设防城市，外围工事坚固，市中心主要建筑可以抵挡250公斤炸弹，地下还有通道连接，蒋军司令部的墙壁厚达一米，还是花岗岩材质。
守军也不是好捏的软柿子，第六十军就不用说了，他们在1947年10月的永吉之战中就曾击退过我军；
原本的驻守长春新七军也不弱，抗战缅甸战场上的明星——新38师就属于这个军，很多老兵都相信老长官孙立人正在台湾训练新军，很快就要带着新军打回东北救他们；另一个师是收编的伪满铁杆汉奸：“铁石部队”，他们在围剿东北抗联的过程中欠下了很多血债，非常害怕被我军清算，所以顽抗的意志也很坚定。
这两支部队各负责半个城市的防御，野战虽然不行，但蹲坑守城还是很稳的。辽沈战役前，我军曾经用一两个纵队进攻长春，发现很难突破对方的防御。
对于强攻长春的选项，朱总司令曾经亲自做了个计算，认为要准备伤亡3万多人，消耗20万发炮弹、200万枚手榴弹、炸药30万斤，子弹、迫击炮弹还不计算在内，花费两三个月时间都算快的。
而辽沈战役前，我军后勤部门补充到前线的炮弹总共也只有20万发，战役开始后，又向前线运了12.9万发炮弹——虽然人人都说101壮得厉害，可是和真正的工业国比起来，东野还是很寒酸，打不起什么“富裕仗”。另一方面，根据东野总部自己的估计，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和火力，攻城时势必要用强大兵力多路进攻，预计需要投入30-40万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强攻长春，很可能辽沈战役还没发起，东野的弹药就被打光、部队就被打残了。
而且，当时周围的城镇又都被我军解放了，没法搞围点打援，因此也就剩下唯一一个办法：围困。
对长春即将长期被围，蒋军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。抗战胜利后，国府为了快速控制东北，给各地土匪、地主武装大发委任状，谁拿到委任状谁就是中央军。东北老百姓还为他们发明了个专用名词——“中央胡子”。这伙胡子虽然给党国流过血、为委座拼过命，但是现在中央军都自身难保，自然成了抛弃的对象。长春布防的时候，蒋军就只允许正规军和正规保安旅入城，也不给这些“中央胡子”发钱粮，而是在城外给他们各自划定一块区域，让他们“现地征粮”。根据时任长春市长回忆，当时城郊有20万老百姓，他们的粮食、牲畜、房屋、妻女都成了“中央胡子”们合法的抢劫目标，郊区立刻变成了一片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。
“长春周围三十华里内胡匪极多”
对此，蒋公心知肚明，4月份他还给东北剿总发电报说：长春周围三十华里内胡匪极多——自称自己是正统政府，可一边收编土匪汉奸、一边把让土匪糟蹋老百姓，倒是需要很强的逻辑自洽能力。中央军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们明确采取了“杀民养军”的策略：抢老百姓的口粮给军队吃。3月至5月，守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抢粮，城里、城外两帮匪徒双管齐下，把郊区老百姓的种子、牲畜甚至房顶的铺草都洗劫一空，其中城里的守军大概抢到了三百万斤粮食。
六月初，我军解放了大部分长春郊区，发现老百姓的牲畜、粮食被蒋军抢光了，大多数人饿出了浮肿病，没力气耕种、土地被抛荒，在行政部门赶到之前，我军前线部队已经从自己的口粮里分了一部分给老百姓救命。可即便有我军的救助，长春南郊共101个屯中，得到我军救济的59个屯处于半断粮状态，没有来得及救助的42个屯则完全断粮，可谓满目疮痍、遍地饿殍。
6月17日，大概是觉得我军已经控制了大部分郊区，蒋公再次下令甩包袱，要长春守军“劝导民众或用强迫手段向四乡疏散”，准备把城市里的老百姓也抢光，并要求强行减少城里的嘴巴。
“劝导民众或用强迫手段向四乡疏散”
幸好，这个命令没有被长春守军彻底执行，长官们一方面觉得这么做肯定全城大乱；另一方面，当时的粮食都掌握在大商人和国军长官们手中，即便把穷人都赶走、抢光，也收不到多少粮食。为了应付委座，长官们合计了一个《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》，规定市民只能留够吃三个月的粮食，即每人135斤，多出来的必须按规定价格卖给蒋军，授予了自己合法抢粮的权力。
和国府的其他事情一样，这个规定对平抑粮价没起到啥作用，长官们却借此大发横财，他们一边抢粮、一边卖粮，创造了很多金融衍生操作，可以让粮食在仓库里不动弹，一通买空卖空、账目往来一下，就能翻几十、几百倍。这么搞，自然让城里的粮价翻着筋斗的往上跳。高粱米从几元钱一斤，涨到一亿元一斤，钞票成了废纸。银行不得不发行所谓的本票，即银行写多少，收票人就可以拿着本票去换多少钱。一开始，银行还比较要脸，只发行面值几十万元的本票，后来几十亿、甚至几百亿的也敢发！它们在长春只值几斤、几十斤高粱米，但长官们可以靠抢劫、吃空额搞到粮食，用粮食把这些本票搞到手、再汇到关内，就可以换几根、几十根金条。
这么一来，洪水猛兽被放出了笼子。粮价被长官们的投机活动推到根本买不起，导致大批长春老百姓饿死；作为回报，长春汇出的大额本票如潮水一样涌进关内。根据国府自己统计，1948年5月21日至9月6日短短三个半月，从长春汇到关内的法币总额竟然高达14万亿元！严重冲击了国统区的粮食市场和金融稳定。
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
眼看收不了场，8月17日，蒋公决定脸都不要了，下令长春守军做三件事：第一，抢光全部民间粮食、不准买卖，所有商业一律禁止；第二，立刻把老弱妇孺全部赶出长春，不准再拖延。
第三，成年男子一个不准走，全部抓壮丁，用来修工事、抬担架，硬生生的拆散骨肉家庭。
并且还特别指示要长官们训练抓来的壮丁学习“假投降技术”、准备派他们到我军后方搞事情——这一点对后来的救灾和难民甄别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；
此时，饥饿的长春市民已经无力反抗，在刺刀逼迫下，二十多万病、饿交加的老弱妇孺被赶出市区，身份证明被销毁、不准他们再回城，饥饿的难民们长途步行、无水无粮，在途中大批死亡，形成了战争史上一场可怕的人间惨剧。
那么，这时城内的粮食就真到了这个地步吗？连老弱妇孺们的一口粥也要抢走吗？
根据负责给长春守军空投粮食的国军“空军副司令”王叔铭的报告：并没有。
在王叔铭8月19日的报告中，他认为：直到八月底，城内富户的存粮还够吃五个月之久，守军确实哭着喊着要增加粮食空投，但实际上空投的大米、面粉等细粮都被中央军长官们私藏起来，士兵全靠抢劫老百姓的高粱米当伙食。
王司令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，长春解放的当天，很多人都证实：新七军仓库里的大米、面粉、罐头、白糖堆成了山，投诚的国军士兵们打开仓库，把面粉、豆油搬出来炸饼子，一边吃、一边骂：“有的是面粉，有的是豆油，就是不发给弟兄们，要不是八路来了，老子连看也看不见呀”。
来源：《黑皮自白》保密局驻长春督察室主任的回忆录
说实在的，你们中央军士兵能有高粱米吃算不错了，杂牌六十军每天只能吃酒糟、豆饼之类猪食马料，大量士兵全身浮肿，丧失了行军能力。中央军和杂牌军巨大的待遇差别，导致两军之间矛盾尖锐，经常为抢空投发生械斗，加剧了内部矛盾。
相反，长春军、政官员们靠倒卖粮食，个个富得流油。很多人拿着高粱米玩弄女性、讨小老婆，胡吃海喝、纸醉金迷。驻长春的保密局特务头子在围城期间大摆“全羊宴”，督察处处长在六十军起义的前一天，还给自己搞了个生日趴体，一顿饭开支高达900亿元，鸡鱼海味应有尽有。平时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不到，这位老兄却只吃美国面粉和猪油，空投的大米、大豆油看都不看。在粮荒十分严重的1948年9月17日，长官部居然还举办了一次中秋晚会，有洋酒、乐队助兴，还放了不少烟花，极尽奢华，与当时饿殍遍城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与此同时，城外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我军完全解放长春郊区后，立刻开始组织郊区人民生产自救，不但发放救灾粮食和荞麦种子，围城部队也抽调兵力帮群众耕地，避免了灾难的进一步扩大。以净月区为例，我军先救济了二十万斤粮食和六万斤豆饼，保证人和牲畜都能有力气耕地，突击十五天，把全区70%的抛荒地都抢救了回来，预计秋收时可以每人收一石多粮食；双阳区则抢救了75%的抛荒地，抢种玉米、土豆、青菜，确保了群众能度过粮荒。
同时，我军也积极抢救被驱赶出城的难民。蒋公下绝户令的三天以前，我军就预判到他们要干缺德事，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，大规模疏散和安置难民；9月11日东野总部再次下令要求前线全力接纳难民，只要愿意出城的，不论平民还是国军逃兵，要全部救济安置，越快越好。
据统计，在8-9月期间，长春周边解放区共安置了难民15万人左右，加上围城前期各部队陆续救出的5、6万难民，蒋军驱赶出城的20余万妇孺老幼，大部分都被我军接了下来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老蒋想把长春市民当作包袱甩出来，加重我军粮食负担的计策也算是成功了。
重点：对比双方资料，被驱赶出城的人数和我军接收的人数基本吻合
不过，恐怕只有蒋公一个人认为这也算是“成功”。
对于空运无法保证全城粮食供应，老蒋自己心知肚明，6月份围城刚刚开始，他就对长春守军表示：空运只能供应军粮；
8月份顾祝同还算了一笔账——长春军民每天需要330吨粮食，空投只能供应84吨，即便夺回大房身机场，因为机场吞吐量限制，每天也只能空运210吨。
既然就这么个条件，作为最高指挥者，无论从指挥道德、还是人道主义出发，都应该为被围军民寻求能保全更多生命的出路。古往今来，中国的战争史上被围的城市多了去了，即便是封建王朝，对于守城一方来说，也是军民一体，要么粮尽投降，要么熬到对方撤退，哪有上来就抢老百姓的活命粮，还驱赶老弱妇孺、把百姓推给对方管的道理？可是国府的虫豸们就干得出来；各级军、政官员还借此发财、人为加剧黑市暴涨，进一步放大了灾难，把全城老百姓推进了饥饿的深渊。
“杀民养军”，彻底瓦解了国府合法性。对于这样的政权，不管它再怎么扯谎，有亲身经历的官兵再也没不想保卫它了。1948年10月16日，蒋公给长春守军空投手令，要求他们在没有任何接应的情况下向沈阳突围，否则要进行严厉的制裁——对老百姓造下了那么多孽，守了个寂寞，最后还是送死一条路。这道催命符彻底逼反了六十军，他们在曾泽生将军的率领下宣布起义，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；同一天，绝望的新七军也宣布放下武器投诚。可笑的是，蒋公这时候又发了个手令给长春主将郑洞国将军，要他用生命为蒋家王朝尽孝：大概意思是“汝走之后，汝之妻子儿女吾养之”。
对此，郑洞国和所属卫队的反应是，对天放枪半个小时，然后也放下武器投降了。这次对天放枪的过程中，一颗流弹不知怎么打中了我军司令员司机的大腿，造成了长春解放当天我军唯一的伤亡，而长春这座冬城，也和平回到了人民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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