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坊｜“通天”真相：天学即人学

0次浏览发布时间：2025-04-12 15:10:00

文｜明生

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“天”，但要说清楚“天”是什么，似乎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。中国天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江晓原教授四十年磨一剑，推出的《通天：中国传统天学史》就是聚焦这一神秘话题的作品。该书所谈问题包括天学的哲学基础、运作模式，以及天学与政治、星象、历法的关系和中外交流等，全方位展现传统天学的内容、意义与社会影响。书中论及的具体内容，常常具有中西比较的贯通视野，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天学史颇具启迪作用。

《通天：中国传统天学史》

江晓原著

中华书局

天学不是天文学

江晓原17岁初中毕业就进入纺织厂做电工，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考上了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专业，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门下攻读天文学学位。江晓原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，后来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。

江晓原

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，江晓原对天学的研究不断深入，先后出版的天学著作不下十余种，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顺势而为，内容各有侧重，相对来说较为分散和专业，比如有的关注天学史中的星占学，有的关注历法与历书，有的则注重解读传统典籍中的相关内容，有的则是史例剖论和考证分析。这些内容均关乎天学的重要方面，但系统反映中国传统天学的，《通天》还是他的首部尝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书名中用的“天学”，而不是“天文学”。天文学在今天的实际用途，当然也可以说出一些，比如授时、导航、为航天事业和国防事业服务等，但是天文学最大的用途毕竟是很“虚”的，那就是探索自然，从地球开始向外探索，太阳系、银河系、整个宇宙……探索它们的发生、现状和演变。这种用途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，因此在现代社会中，需要天文学的，主要是社会，而不会是某个个人或某种社会群体。

其实，江晓原在1990年撰写天学著作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，“天文学”一词并不能很好地对应传统中国相关方面的情形。在他看来，现代人是为了探索自然而观测天文，但古人是以天文学为工具为天学服务。很多人认为既然使用了天文学工具，那么天学就是科学。但江晓原指出，判断一个事物是否科学，并非看所使用的工具，而是要看事物本身的性质。

《通天》中指出：“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，有的只是‘天学’。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，而是深深融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。一次日食、一次彗星出现、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……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，而是一个哲学问题，一个神学问题，或是一个政治问题。”这反映出中国古人探究和运用天文学的视角，的确是与现代天文学有所不同。

关于这一点，旁观者清，来华的西人倒是早就有所领会了。《通天》中就引用了数则文献材料，比如西人指出：“（中国古人）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，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。”这种说法揭示出中国古代天学落脚点，并非在于客观地探索自然。如果用“天文学”一词，反而遮蔽了中国古代天学的主要特点。

天文学为农业服务？

长久以来，国内许多论著都将“首先是天文学——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，就已经绝对需要它”这句话，奉为论述古代天文学起源及作用的金科玉律。

江晓原并不赞同。他认为这句话本身并无错误，问题在于对“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”的理解。许多人认为，在以农耕立国的中国古代，“定季节”自然就是为农业服务了，于是“天文学为农业服务”“历法为农业服务”之类的固定说法，长期成为论述中国古代天学时的出发点。而天文历法为别的对象服务的可能性，就被遮蔽了，甚至完全被排除在思考范围之外。

更大的问题在于，从上面的出发点去思考，就会很自然地将古代中国的天学，看成一种既能为生产服务，同时又以探索自然为己任的科学技术活动。这一点在表面上看起来顺理成章，而实际上却离历史事实非常远。

洛阳北魏墓星象图

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确实是存在的，但它的实际功能，是作为另一种活动的工具。作为工具的古代天文学，确实也会需要天文仪器、天球坐标、天体测量、数学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。工具自身也会得到发展，各种技术手段也会得到进步，但是工具的变化，并不能改变它为之服务的那种活动的性质。

农民种地要掌握节令，这被认为是“天文学为农业服务”之说的有力依据。然而江晓原认为，持此说者完全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：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考古证据，都表明农业的历史比天文学的历史要久远得多。也就是说，早在还没有天文学的年代，农业已在发生、发展着；而天文学产生之后，也并未使得农业而有什么突飞猛进。

江晓原直言，即使根据现代的知识来看，农业对天文学的需求也是极其微小的。农业上对于节令的掌握无须非常精确，出入一两天并无妨碍；而中国古代三千年历法沿革史中，无数的观测、计算、公式和技巧，争精度于几分几秒之间，当然不可能是为了指导农民种地。

在古代，农民和一般百姓不需要懂得天文学，这在科学广为普及的今天也仍然如此。耕种需要依照季节，掌握节令，而这只要通过物候观察即可相当精确地做到。古人根据对动物、植物和气候的长期观察，很早就已经能够大致确定节令。我们现今所见的二十四节气名称中，有二十个与季节、气候及物候有关，正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。当然，到后来有了历谱、历书，载明了节气，一查可知，自然更加省事。

江晓原表示，尽管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，节气是根据太阳周年运动，归根结底是地球绕太阳周年运动来决定的，于是物候、节气之类似乎就顺理成章地与天文学发生关系了，然而两者根本不能等同。无论如何，太阳周年运动是一个相当复杂、抽象的概念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也只有少数与天文学有关的学者能够完全弄明白。“显然不能因为古代农夫知道根据物候播种，就断言他懂得天文学，这与不能因为现代市民查看日历能说出节气，就断言他懂得天文学是一样的。”

“通天者王”

在大部分古代文明中，比如古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、玛雅等，天文学知识都是作为工具在星占学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。而星占学是为政治生活、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服务的，虽然通常并不被用来谋求“经济效益”，但其宗旨显然与现代科学经常自我宣示的“探索自然”相去万里之遥。

《易·系辞下》说得很清楚，需要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的是这样的人：“古者包牺（伏義）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”在《易·系辞下》所描绘的儒家关于远古文明发展史的简单化、理想化图景中，伏羲位于文明创始者之首。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帝尧、帝舜，这些帝王被视为文明社会中许多事物和观念的创造者。

需要从“天垂象”中“见吉凶”的，《易·系辞上》说得也很清楚，是“圣人”，即统治者。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，天学在政治上的作用极其巨大，大到成为上古帝王之头等大事，甚至是唯一要事的地步。这一点可以在中国早期史籍记载中得到证实。

上古时代的中国，一个王权的确立，除了需要足够的军事经济力量之外，还有一个极其重要、必不可少的条件：拥有在天（神）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手段——通天。古人没有现代的唯物主义观念，他们坚决相信人与有意志、有感情的天之间是可以、而且必须进行沟通的。而“通天者王”的观念是中国上古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观念。汉代董仲舒、班固等，都明确陈述过这一观念。

前贤通过对夏、商、周三代考古发现和青铜礼器及其纹饰的研究，曾揭示这些礼器皆为通天之物，帝王必须拥有通天手段，其王权才能获得普遍承认。然而，在古代的各种通天手段之中，最重要、最直接的一种正是天学，包括灵台、仪象、占星、望气、颁历等在内的一整套天学事务。

对古代统治者而言，拥有了自己的天学事务，比如灵台、仪象和为自己服务的天学家，才能够昭示四方，自己已经能与上天沟通。而能与上天沟通的人，方才能够宣称“天命”已经归于自己，因而有成为王者的资格。帝尧、帝舜把安排乃至亲自入场参与天学事务作为头等大事，原因正在于此。

《通天》指出，正因为天学与王权在上古时代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所以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，必须由王家垄断。道理很简单：在同一个区域内，王权是排他的，即所谓“一国不容二主”。因此在争夺王权的过程中，各方不惜犯禁以建立自己的通天事务，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所记录的姬昌赶建灵台一事，就是后世诸侯欲谋求王位时，私自染指天学事务的范例。而在王权争夺战中的胜利者已获得王权之后，必然回过头来严禁别人涉足天学事务。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，严申对民间“私习天文”的禁令，连收藏天学图书或有关仪器都可能被判徒刑乃至死罪，并且鼓励告密，“募告者赏钱十万”。“简而言之，在古代中国，天学对于谋求王权者为急务，对于已获王权者为禁脔。”

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在早期更甚，直到明朝建立时仍没有本质的改变。随着文明的发展，确立王权时对于物质层面的诉求增大，天学渐渐从确立王权时的先决条件之一演变为王权的象征，再演变为王权的装饰，其重要性呈逐渐下降的趋势。尽管从明末开始，对民间“私习天文”的禁令已经放松乃至消失，但是王家天学的神圣地位一直维持到清朝灭亡。